迟福林教授及团队推出的《结构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门槛》改革研究年度报告，分析了经济社会领域的六大结构，提出未来5至10年以结构性改革和制度型开放推动结构转型的相关建议，抓住了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这一改革年度报告的基础上，我想就高质量发展所涉及的结构转型再补充几点意见。

　　以结构调整释放增长潜力有效稳定经济增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离不开一定的增长速度。尤其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增长速度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中央对此高度重视，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相关政策，并已经取得了初步效果。经济数据表明，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突破120万亿元人民币，约为18.0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0%。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9%，拉动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7.7%，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22.2%和12.1%，分别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7.1和7.0个百分点，有力推动了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在面对多方面不确定性冲击的情况下，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我国是一个增长潜力相当大的经济体，不缺新的增长点。经济增长压力之所以加大，有外部因素和疫情冲击等因素，从中长期看，更有结构因素。我很赞同《结构转型》中提出的判断：“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节点。未来10年左右，结构转型仍有较大空间，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潜力。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面临着结构性矛盾与结构性失衡的挑战，结构转型面临着的风险和挑战不容忽视”。

　　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关键在于加快推进结构转型进程。这需要在推进结构性政策调整的同时，用更大的力度推动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以此稳定各方预期，释放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可以说，除了宏观政策工具外，我们还有相当多的“转型工具”可以用。比如，尽快推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可以进一步释放服务贸易发展潜力；着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极大地释放农村的发展活力。因此，关键是要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结构转型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从而释放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结构转型离不开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结构转型不仅涉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必然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投资与消费结构的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从追求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的必经之路。而提高消费的比重，又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很高兴看到，《结构转型》报告并没有把视野局限在经济增长领域，而是在分析经济结构的同时，提出了稳定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分析和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同时明确要求，“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不得也等不得”。所谓“等不得”，是因为推进共同富裕要靠转型，要靠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经过艰辛探索，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实践证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为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平台，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同时也应看到，在分配领域，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在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如何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收入分配体系，是一个新的挑战。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需要把握三个重点。一是初次分配重在调动社会各阶层市场竞争的积极性，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二是再分配重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校正市场的“马太效应”，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三是三次分配重在慈善公益事业，充分发挥广善普济的作用，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国民。这三个领域的分配制度不可顾此失彼，要根据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调整组合，构建各有侧重又内在关联的分配体系。这样，不仅可以为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奠定重要基础，而且可以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结构转型重在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看，结构转型的成果最直接地表现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为此，《结构转型》一书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在我看来，实现这些建议的关键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再一次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结构转型，最关键的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科技结构为例，不仅要发挥政府的力量，更要发挥市场的力量。在强调新型举国体制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市场在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产品升级等方面的作用。我很赞同《结构转型》中提出的一系列相关建议，如“突出企业在研发中的主体作用”，用市场的办法推动“两业”“两化”融合等。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相关建议。比如，第一，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打破条块分割，建立合理的政府绩效管理机制，用法律法规来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从根本上约束政府的行为。第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理顺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将为推动结构转型提供重要的保障。第三，优化政府宏观管理的方式与效率。比如，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完善土地征收制度，逐步取消土地的双轨制等。第四，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推动社会建设。比如，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消除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逆向调节等弊端，尽快落实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为劳动力合理流动、高效配置消除制度壁垒。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硬骨头需要尽快啃下。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