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并大、短变长、坡改梯、弯取直”，目前已改造农田约1500万亩。《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产粮大省安徽多地蹲点调研发现，为破除耕地零碎这一掣肘，一些地方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探索一户一块田、一村一块田、一村两作区等方式，推进“小田变大田”改革试点，多种形式实现规模化种粮、机械化种粮、优质粮生产。接受采访的基层干部和农户表示，改革促进了集约化生产，促进了农产品增收，但推广这项改革试点仍面临一些难题，有待强化顶层设计，完善配套措施为其“护航”。
2月15日在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沈巷镇拍摄的“小并大”后的农田。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三招”应对耕地零碎掣肘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安徽一些农村走访看到，曾经的细碎小田正逐步变成方正大田。
据基层干部和农民介绍，随着土地流转的推行，点多面广的小田制约机械化生产，影响规模经营。马鞍山市地处长江丘陵地带，以前平均地块面积仅1.3亩。该市含山县种粮大户付正前流转土地约1500亩，他回忆称，“刚流转土地时，田块零碎，拖拉机进不去，化肥卸在路边，得人工扛到田头，收割机在田里转不开，几乎无法机械化耕作。”与付正前有着一样“遭遇”的种粮户不在少数。
为了应对耕地零碎给规模经营带来的掣肘，安徽部分粮食主产县坚持问题导向，探索推进“小田变大田”改革试点，力争多种粮、种好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安徽开展“小田变大田”改造，推动农田“小并大、短变长、坡改梯、弯取直”，目前已改造约1500万亩。《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地方因地制宜探索了三种“小田变大田”实现形式。
第一种是一户一块田。在宿州市泗县大庄镇新集村，约9000块地块在2020年秋“变”成了2000余块地块，每户村民分属各处的多个田块，变成了集中于一处的“大块田”。据新集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孙明章介绍，村委会先组织村民集资平整土地和修复涵渠等，让土地无优劣之分，再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等会议，以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亩数为基础，形成群众认可的土地调整方案，针对个性问题逐一协商解决。截至目前，泗县有117个村的36.2万亩地由“小”变“大”。
第二种是一村一块田。在淮北市濉溪县五沟镇庙前村，2021年这项改革试点更深一步，不再明确农户田块的具体位置，代之以“数字田块”。庙前村党总支书记张锋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该村各村民组重新丈量耕地、摸清地块底数、实有面积和道路、沟渠等情况，实行全村一块田。农户手中获得的田块数字即各户土地确权的法定承包面积，农户据此数据享受流转费和分红等集体经济收益。
第三种是一村两作区。亳州市蒙城县自2010年起就有群众自发开展土地互换，已有263个村开展户均一块田改革，占耕地总面积76.6%。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冯怀宇说，在此基础上，2021年该县探索“一村两作区”模式，即全村耕地划分流转耕作区和自种耕作区，继续种地的农户在“自种区”经营，大户在“流转区”经营。
田块“变形”带来粮食生产新变
与以前耕地零碎相比，田块“变形”后，各地规模化、机械化种粮的人多了起来。在新集村，孙明章用两组数据展现了实施“一户一块田”后的变化：一是大户种植规模变大了，以前大户流转200亩地都比较困难，现在村里已有大户流转了700亩地。二是社会化服务商竞价服务新集村的村民，“搞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争抢着把农机开到村里，打药成本从每亩15元降至10元。”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解到，新集村大户朱昌成在村里流转了约150亩耕地种粮，与之前相比，效益明显增加。“现在土地整齐划一，全程机械化种植，单人工费这一项就比以前少了三到五成。”他深有感触地说，农田基础设施完善，涝能排、旱能浇，种地更方便了。
在冯怀宇看来，这项改革，一方面，增强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动能，截至去年下半年，全县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126.33万亩、占比58.4%，比改革前提高约28.3%。另一方面，加快了机械强农进程，全县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9.87%，全年缩减农时7天以上。
与此同时，种植高附加值的优质粮的人也多了。含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马恒生说，含山县依托“小田变大田”改革试点，在种粮大户中推广单品种植，培育公共品牌“含山大米”，提升粮食产业发展水平。付正前说，种县里推荐的品种，每斤加价0.1元收购，一亩地就能多挣超100元。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庙前村了解到，该村将可流转耕地交由中化现代农业安徽有限公司经营，这家公司将9000余亩耕地分包给11位种粮大户，耕种管收等按照公司要求开展标准化种植。“以前全村有20多个小麦品种，现在只有1个品种，这样有助于提升粮食品质，还可以增加种粮效益。”张锋说。
改革既提高了粮食附加值，也提高了农民的种粮效益。截至2022年，蒙城县优质小麦已经发展到165万亩、占比85%；种植订单优质专用粮食70万亩，每斤高出市场价5分钱以上；发展上海市外蔬菜主供应基地10万亩、稻渔综合种养8.6万亩，创建“一村一品”示范村103个。
强化顶层设计稳慎推广
《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了解到，改革试点还带来其他成效，比如，减少了矛盾纠纷。多位干部介绍，过去有的家庭承包地要与6户以上相邻，推进改革后最多与2户相邻，地块四至清晰，避免了用水、用肥、用药等矛盾，从源头上预防了农户之间承包地纠纷。
但也有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坦言，尽管“小田变大田”改革试点取得初步成效，但要由点及面、大范围推广，还需从制度层面强化顶层设计，逐步解决基层推进中遇到的现实困难。比如，要建章立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受访的基层农业农村部门干部反映，有的农户过去通过填沟埋渠、开垦“三边四荒”等方式增加了耕种面积，现在推行“小田变大田”时往往不愿意重新分配土地。与此同时，因这项改革试点涉及面广、历史遗留问题不少，少数干部存在畏难情绪，导致部分地方推进改革试点存在困难。为此，建议强化顶层设计，既保持历史耐心，又发挥历史主动，通过建章立制，设立符合基层实际的操作规则，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同时，要完善配套措施为改革试点“护航”。多位基层干部表示，后续配套措施滞后也是改革试点中遇到的“头疼事”。比如，互换后土地需要重新测量定界、颁发证书，由于多重原因，容易导致土地确权纠纷。同时，一些地方在推行“确权不确地”的“数字田块”时，往往政策依据不明晰，不利于工作开展。
“针对试点中遇到的瓶颈，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出台鼓励引导政策。”蒙城县小辛集乡党委书记张朝阳等建议，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证农民承包地亩数不变情况下，稳慎推进“小田变大田”，促进规模经营，并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多种粮、种好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