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简称《纲要》）提出，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与消费是辩证统一的，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方式、质量和水平，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推动生产的发展，为生产指明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社会化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中，消费是最后一个环节，其既是生产的目的，也是用来检验此前的投资以及生产的消费品是否为社会所需要。

　　消费在经济活动中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其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带动作用。伴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也随之不断升级，大量新的消费品逐渐涌现，以引领新一轮消费和经济发展。近些年，中国经济之所以保持快速平稳发展，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无疑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强调以消费带动经济发展，还在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需要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其中主要办法之一就是围绕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咬紧经济发展不放松。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是有货币购买能力的消费，要提高我国消费水平首先需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就业，而创造就业岗位最多的是民营企业，因此需要善待民营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栉风沐雨、敢闯敢干，在数十年改革浪潮中不断发展壮大，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是目前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有就业、有收入，就有消费。甲的消费是乙的收入。这样全盘棋就活起来了。

　　要让人们敢于消费，除了有就业，有工作，还要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影响消费不足的原因还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社会保障不充足，由于这一块改革不到位在某种不同程度上制约了消费增长。

　　要进行科学的收入再分配，必须坚持劳动价值论。按照劳动价值论理论，做大“蛋糕”就是生产了更多、更高质量的，适合消费者需要的物质产品。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人们通常看到的价值，只是这些财富的物质内容的货币表现。价格可以高，可以低，使用价值这一物质产品的属性不会变。马克思强调的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和农业。马克思把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叫做生产性劳动，从事非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叫做非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不会直接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在分配问题上，坚持劳动价值论，分配就应当有利于那些直接创造财富的人们。

　　为使再分配能够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还应明确和坚持现代经济学有利于提高消费水平的原则：

　　首先，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减少，但也不如收入减少的那么厉害。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的消费支出在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通常低于低收入群体。这是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是最基本消费，在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中基本生活资料占相当大的比重。其次，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收入的性质。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从长期收入前景出发选择他们的消费水平。长期前景被称为永久性收入或生命周期收入，指的是在好的或坏的年景下平均得到的收入水平。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暂时的，例如增加消费劵，通常收入增加的相当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收入不稳定的个人通常是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甚大。边际消费倾向预期的降低，使得萧条更为萧条。基于此：

　　一是，国民收入分配应适当向劳动转移。劳动收入基本用于消费，资本所得基本转化为投资，目前最终消费在拉动经济发展中贡献偏低与劳动收入水平也有关系。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是因为资本稀缺在博弈中处于有利地位。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充裕会使资本的价格下降，相比之下，劳动会相对稀缺，作为相对稀缺的劳动，价格会自然上升。此外，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生活资料的范围会扩展，劳动力价格也会随之上扬。所有这些都说明，国民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转移是有其必然性的。

　　二是，国民收入分配应适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我们的经济政策体系的关键是要把收入转化为消费，而是否可以把收入转化为消费，关键在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因此，应当通过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重新分配提高总体的消费倾向，使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就可以维持一个较好的就业率。

　　三是，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应促进分配和投资向农业、农村、农民转移。解决农民增收问题除了补贴和外出就业之外，还应当让农产品的价格反映农产品的成本、收益和供求状况。至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扬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的影响，则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诸如补贴的途径去解决。

　　当前更为关键的是提振人们的消费信心，使人们敢消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